Philip Guo (Phil Guo, Philip J. Guo, Philip Jia Guo, pgbovine)

On the Move (Chinese) 第五章. 初到美国

1990年夏天,妈妈和我移居到美国。妈妈的新工作是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爸爸要继续留在瑞士一段时间,处理公司业务的交接工作。六个月之后,他也移居美国和我们团聚。随后他就考进了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攻读MBA学位。于是,我们全家便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府巴吞鲁日市(巴吞鲁日是法文,意思是红棍子)的郊区租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

我父母常说,人生的路很长,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很多今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明天就会发生。说起来,我们最终在美国安家落户,纯粹是历史的偶然。本来,1989年5月妈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打算到瑞士跟爸爸和我小聚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中国,回到广州的一所名校当教授。爸爸也打算在瑞士再工作一段时间,积攒些外汇,就返回中国发展。他们在中国的前途本来都是无可限量的。但当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使得中国的政治形势突然变得一片混沌,谁也无法预料中国社会的发展会是怎样,在海外的学子和专业人士都为此感到忧心忡忡,绝大部分人都留在国外观望。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他们的回国计划,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幸好,就在这彷徨之际,妈妈在她的博士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在路州州立大学找到了这个教授职位。因此,我们全家就搬到美国,在此定居生活了。

我们在巴吞鲁日市的郊区安顿下来后,妈妈把我送到城里的杰克森小学上一年级。这所小学坐落在城中心的贫民区。说起来,美国的大城市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大城市通常是最好最热闹的地方,城中心高楼林立,商店密集,人们熙来攘往。美国却很不一样。除了像纽约或芝加哥等少数的城市,大部分的城市中心都只有办公大楼。中产阶级的家庭大都住在空气清新、地势开阔的郊区。城中心的居民区很多都比较衰败,成了穷人集中的贫民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晚上就在大街上睡觉。巴吞鲁日市也不例外。我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除了这个原因,妈妈为我选择这所小学,还因为学校离妈妈上班的大学不远,再加上那所小学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还有专门的课前班和课外活动班,妈妈可以一早7点把我送到学校,下午5点才来接我回家。美国的小学早上9点才上课,下午3点就放学。那时爸爸还在瑞士,妈妈刚开始在新单位工作,不希望晚到早走,何况她还要尽全力教书和做研究,否则三年之后就会有可能被开掉。我们家那时没钱请保姆,所以上杰克森小学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对包早餐的课前班和课外活动班十分自豪,他们对妈妈说,这个学校对像她这样“打工妈妈”(working moms)是最理想的地方。妈妈当时觉得“打工妈妈”这个词蛮有意思的。后来她才知道,当地人所说的“打工妈妈”,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的是贫穷的单身母亲,她们为了维生,每天要长时间地工作,甚至要打几份工,所以不得不把孩子送到这所特别的公立小学。尽管妈妈在美国东北部念了4年半的研究生,但初来南部的路州,对当地社会的情况很不了解,更不清楚巴吞鲁日市当时是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为了省钱和省时间,她无意中让我进了巴市最危险的贫民区中的小学,更没有意识到其严重的后果。她当时还为自己的安排感到得意,既省时间,又省钱。日后她提起这段往事,还不时后怕,心有余悸。

美国城市中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分层现象十分特殊,在中国和瑞士根本闻所未闻。在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中,大家都很平等,大都住在单位分配的拥挤不堪的普通楼房。即使在富裕的瑞士,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还相对比较平均,贫富差别看上去不太悬殊。妈妈习惯于生活在这种相对平等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对美国社会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悬殊差别毫无概念。对贫困的城市贫民区和我们所居住的富足的郊区的巨大鸿沟一无所知。她很真诚,也很聪明,但却因为不熟悉巴市的生活环境而无意中把我推到城市中最危险的地带,还要每天在那里呆上10个小时,她还以为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不过,说实话,即使她那时知道真相,她又能做什么呢?她也是没法子的啊!

就像在瑞士时一样,妈妈尽全力在家里照顾我。但是白天我在学校,她就无能为力了。每天早上,她开着一辆花3000美元买来的日本“速霸路”二手车,送我上学。当时对于我们家来说,那可是很大的投资了。在上学的路上,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每天我们都听同一个电台的节目,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一个叫“方方面面”(All Things Considered)的广播节目。这个电台的放的音乐都是古典音乐,再有就是一个嗓音低沉的广播员在不停地讲新闻和时事政治评论,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初到美国的头几个星期,我的英语很不灵光,根本就听不懂他讲些啥玩意。收音机里的唠唠叨叨,反而搞得我更加紧张兮兮。你想,我一点也听不懂这位广播员的标准英语,而我们班上那位琼斯老师说话,那就更要命了。她是个可爱的黑人老师,操着一口浓重的南部黑人口音,说话飞快,像扫机关枪一样。每天早上,只要我一上妈妈的车,就会感到浑身上下很不来劲,肚子里好像有个孙猴子在跳来跳去,倒海翻江。我的手脚阵阵冰凉,又紧张又焦虑,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再加上还要听着收音机里那家伙瓮声瓮气的唠叨和令人烦恼的古典音乐,更加令我感到不自在。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这种沉闷而痛苦的气氛中度过,万分不情愿地走进校门。我真的不喜欢去上学。除了这两件刻骨铭心的事,我基本没有其他的记忆。我不记得在学校里上过什么课,班上同学的名字,我坐在哪个位置等等的细节。哦,还有一件事我记得,那就是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琼斯老师大概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刚开始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小家伙,短短的几个月后竟然就能读能写,比班上所有同学都强,尤其是我那出众的算术能力。我从小就酷爱学习,求知欲特强。三岁开始就学认中文字,小时候住在广州,奶奶常常带我坐上街买东西,我特别喜欢奶声奶气地大声念街上的路牌和商店名,经常引来路人称奇的阳光。四岁的时候,我在幼儿园开始学简单的算术,回家就跟继祖父学,他很耐心地教我更深的算术题。等我到瑞士上学前班的时候,我的数学水平已经相当于当地学生四年级的水平了。在瑞士的时候,有一次爸爸把我的数学练习本拿给他的秘书看,里面无非是一些简单的多位数乘法和除法题目,她却大吃一惊,觉得我简直是个数学小天才。她说这里很多小孩到四年级还不会做这么深的数学题,这倒反而把我给弄糊涂了。虽然我的中文和数学是有些超前,但在中国,这也算不上什么太令人吃惊的事啊。更何况那本练习本中的习题还不是我最新学的东西呢。

话说回来,学校的学习还是蛮有意思的。每天6个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地讲些小故事,在黑板上写字画画,我如饥似渴地顺着她的表情,揣摩着她的话和英语单词的意思,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养分。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地坐着,没人敢捣乱,连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的孩子,也都乖乖的,摇头晃脑地跟着琼斯老师念课文,大声地回答老师的提问或附和老师的讲话。说来奇怪,只要一上课,我的精神就集中在琼斯老师身上,我肚子里的孙猴子就会安静下来,不再乱蹦乱跳,肚子也不痛了。有了在瑞士的经历,我心里亮堂堂的,我很清楚,我的学习迟早肯定会比这些同学强。当然,自信学习比他们强是一回事,我还是不太会说流利的英文,因此只能保持沉默,很少跟同学打交道。我的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我很清楚,只要一出教室门,就没我的戏了。这里学校的环境跟我的瑞士学校比起来,可要差太远了。瑞士是一个很安稳和平静的社会,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家的小孩,彬彬有礼,很有教养,很少调皮捣蛋的,所以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这里的学校就大不一样了。我的大部分同班同学,基本上是在巴市犯罪频仍的贫民区长大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很小就领会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们(包括女孩子)从小就相信,要有大男人硬汉子的气概,不能让别人小看,不能让别人欺负,要靠拳头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男孩子们穿着拖在地上的大裤裆牛仔裤,大刺刺地挺着干瘪的小胸脯,摇头晃脑地在课室外晃荡,看上去挺吓人的。学校学生80%以上是黑人小孩。其实,我不是说黑人小孩容易学坏,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一样,不过是环境逼着他们不得不有样学样罢了。如果把白人,亚洲人或拉美裔的小孩放在这种环境中,他们说不准也会学到这些自我保护的本领,不让别人骑在头上撒尿。

每天早上7点,妈妈准时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我通常径直走进食堂,几个值班的老师已经就位,照看这些课前班的学生。食堂里经常吵吵闹闹,早到的小学生们推推搡搡,追逐打闹。里面阵阵潮湿的空气,外面不时飘来的青草味,混杂着餐台上的牛奶糕点和其他的奶制糕点的味道,一大群小学生们跑着、跳着、嘴里含着糕点,声嘶力竭地嚷着,好不热闹。老师们对此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们自己靠在一旁,品着咖啡,天南海北地闲聊。还没到上课的时间,给孩子们放放风,松松筋骨,发泄一下无尽的精力,倒是件一举两得的事。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乱哄哄的场面,开始时很不习惯。这跟我在中国和瑞士的学校可是天壤之别。三十六计,躲为上计。咱惹不起,起码还躲得起啊。我的办法是不跟他们搅在一起,尽量远离食堂中热闹的地方,静悄悄地呆在人少的角落,观看其他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对于食堂的早点,我从来都敬而远之,不敢恭维。我不喜欢那种味道。再加上我像很多中国孩子一样,从小很少吃奶制品,更受不了美国早点中掺加大量浓重的奶油和牛油,吃了要闹肚子。所以面对还算丰盛的早点,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不记得其他具体的细节,只记得我每天都呆呆地看着别的小孩开心地玩耍嬉闹,心中焦急地盼望着上课的铃声早点响,我好赶紧回到比较安静有序的课堂。

很多时候,我有些像一只可怜的小动物,靠着最基本的动物生存本能来观察环境,寻找应对的办法。当然,我倒不是真的很有意识地在想“现在情况如何,下一步怎么办”之类的问题,我仅仅是跟着感觉走,尽量不要引人注意,更不要去招惹那些黑壮的大块头们。我从来不跟大块头们一起踢球玩游戏。我尽量混在小不点们中间,不去凑热闹。再有就是悄悄地坐在操场的某个角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时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这样我反而会觉得很自在。

我那时只会说中文和法文,而班上的同学没有人懂这两种语言,学英文自然成了我的当务之急。有了一年前在瑞士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我又用同样的方式,少说、多听、多看,通过观察环境来决定每一步的行动。开始的几周,不少同学走过来问东问西,我茫然地看著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猜想他们有些人大概是不怀好意,要来寻衅找茬的,有些可能是想拿我来开涮的,也有些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奇,要跟我聊聊的,当然也可能有些是真的想跟我亲近交朋友的。不过,我对他们都一概敬而远之。就像我在瑞士的时候,我唯一懂得的英文词汇是“yes” 和 “no”。 我运用相同的小把戏,根据来者的眼神、语音和语调来判断应该是用“yes” 和 “no” 来应对。不久,随着我的英文程度的提高,我开始听懂几个单词,然后听懂一些短句,进而明白比较完整的句子。我开始逐渐明白他们的问题,因而我的回复也越来越准确了。大约三个月左右,我的英文进步很快,我可以基本听懂同学和老师的讲话,也开始能比较清楚地表达我的想法,语音语调也很像模像样了。很可惜,这很像是我父母说过的“狗熊摘棒子”的过程,我学会了英文,但完全丢掉了我的法文。我学得很快,也跟得很像,没多久,我连口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了,操着一口正宗的美国南部黑人口音,跟我的同班同学一样,流利的黑人英语脱口而出。有一天,我和妈妈走进一家麦当劳餐馆,妈妈要我去点餐,我信心十足,很流利地用浓重的南部黑人英语点了几个汉堡包和饮料,柜台上那位黑大哥眼睛都大了,很吃惊,一个亚洲小孩居然是一口浓浓的黑人口音,他咧嘴一笑,操着跟我一样的口音,很高兴地对我说:“小家伙,你的英文这么溜,太棒了!在哪儿学的?”。这个故事,我父母日后经常拿来讲给他们的朋友听,每次都百发百中,引来哄堂大笑。半年后,爸爸从瑞士搬过来,第一次听到我的英文,差点没令他笑得背过气去。在杰克森小学上学的第一年里,我就像同班的黑人同学一样,说一口南部黑人的英语。不过,一年以后,我转到另一所学校,班上的同学大多是白人,我的口音也逐渐改为标准的美语腔调了。

学校下午三点放学。一到放学时间,几个值班的老师和员工就赶紧把课外托管的孩子集中到几个大课室,有时也会到球场上。课外活动班从三点到五点,老师会安排一些体育、艺术、电脑游戏和手工学习等活动,直到“打工妈妈”们五点下班来把孩子接走。我最喜欢玩电脑,大概是因为我不喜欢跑来跑去的缘故。学校有一个电脑室,里面有几台破旧的苹果牌电脑,那时用5寸半的大磁碟。电脑室的主管是个年轻的白人姑娘,很和蔼友善。她是学校中为数不多的白人,年纪也明显地比我们老师要小。我猜她也许是高中生,放学后来这里当义工帮忙照料我们。她教我们在电脑上玩游戏,不是有关算术就是有关英文拼写的游戏。那些大块头的黑孩子通常都占着电脑,不肯走开。我只好站在他们背后,看着他们玩。他们喜欢玩,但脑子却不大灵光。我一看到屏幕上的游戏,脑子里很快就蹦出答案,知道怎么才能赢。不过,我很胆怯,从来不敢挤上去玩。看着他们傻乎乎的样子,我有时忍不住点一下屏幕上的某个地方,提醒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找到正确的路径或答案。于是他们很快就会赢了。不过他们从不会感谢我,总以为是由于自己的聪明和能力。一天,我又站在几个大孩子的后面,看他们在键盘上乱敲一气,找不到答案。我真想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玩,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嫌我抢了他们的功劳,于是便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在键盘和屏幕上有意识地指来指去,暗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步骤,直到他们自己终于“悟出”正确的玩法。

几个星期后,这位年轻主管居然发现了我的小本事,她主动走过来,把我带到不同的电脑旁边,让我去帮助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找出正确的玩法。我小心翼翼,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尽量不去显摆,给足他们面子,免得惹他们不高兴,会揍我一顿。我觉得如果不小心把他们给惹毛了,我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这大概是我的天生的生存本能,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人生道路上的生存本领。

整个一年级,我觉得上课内容和做功课都易如反掌,没什么脑力负担可言。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没有跟其他同学一起玩。我靠着自己的本能,静悄悄地画地为牢,尽量不去招惹别人,也不去引人注意,像一只小蝌蚪,在池塘里摇摇摆摆地独自游荡。回过头看,我的本事在于,没人教我却能悟出这种生存之道,还能应用自如。人类真的是万物之灵,居然能天生出这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本能。我就是靠着这种本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我在美国贫民窟上学的第一年。

每天下午五点,妈妈会准时开车来接我回家。一到四点四十五分,课外班的活动就结束了。老师把我们带到通向学校前门的走廊,让我们排好队靠墙坐下,在那里等候家长来接。一天下来,整整10个小时呆在学校,我可真是望眼欲穿,迫不急待地盼着妈妈早点来接我回家。每当我一看到她那辆破旧的速霸路车拐进学校大门口,心里自然而然地涌出一阵宽慰。谢天谢地,妈妈总算没出事。不知怎的,我心里老是隐隐地担心,生怕有一天她会出什么意外,不来接我。在这个城市,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万一她不在,谁还会来帮我呢?担心之余,我的眼泪有时会控制不住冒出来。时间越靠近五点,我会越频繁地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滴答滴答地走,一到五点,我的心就开始像头小鹿似地乱跳,好像要从嘴里蹦出来一样。如果在那一刻我看不见妈妈出现,我就会惊慌失措,忍不住突然啕嚎大哭,生怕妈妈出意外了。有时是因为路上交通堵塞,或者她有事晚来几分钟,她就会看到我眼泪汪汪的可怜相。看到我那可怜巴巴的凄惨样子,老师很同情,也很担心,她很诚恳跟妈妈解释说,“你知道你儿子的问题在哪吗?他的最大问题是他自己会看钟。要是他不会看钟,他就不会这么紧张,不会哭了”。妈妈听后大吃一惊,天啊!六岁的孩子还不会看钟,不大可能吧。我们那时都不知道,美国很多六岁的孩子,只会看电子显示的数字钟表,不会看指针式的钟,他们觉得要弄懂时针和分针的位置,这太过复杂了。中国的孩子,像我的表妹们,很小就会看钟了。我从三岁开始就会看各种各样的钟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小本领现在倒成了一种负担。我至今都忘不了那种揪心揪肺、孤独绝望的感觉,时间一到五点,妈妈要是不准时出现在眼前,每一秒钟的延误都像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折磨。

学期过半,琼斯老师看出我的智力超常,她建议我父母带我去参加“天才班”测试。如果能通过测试,我就可以在二年级上天才班,转到郊区的另外一所小学上学。对于那次考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父母带着我到教育局考试,那是一排临时简陋的平房,上了小斜坡,我走进一个冷气很足的房间。路州的夏天十分潮湿炎热,身上总是粘乎乎的。从骄阳似火的外面,一下子走进空调大开的室内,强烈的冷气令我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冒了起来。我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从二年级开始就转到一所好学校上天才班了。我很喜欢班上的老师和同学,学校的环境也很好。谢天谢地,我从此不用再天天上学闹肚子痛,也不用每天在学校像小傻冒似的呆上10个小时了。

我在美国第一年的小学生活,在战战兢兢、紧张兮兮的氛围中度过。当然啦,也没有上刀山下火海那么可怕。不过,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尽量使自己能够融入现实环境中,倒还真学到不少东西。我那时对美国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学校,什么叫好孩子,什么是理想的学习环境,所以心里没有任何幻想的余地,倒也算是无知无畏,无怨无悔。说实在的,我还真的收获不小。 我从自己的胆怯和恐惧中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当然,我在瑞士学到的适应环境的本事帮了我大忙,在更加混杂的环境中,我灵活应用,发挥自如,还真长本事了。我学会了讲英语,懂得了美国文化、尤其是黑人文化,还学会了在父母不在的时候,自娱自乐。说真的,瑞士和美国的这两年的国外生活,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我从一个喋喋不休,大大咧咧,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帝,变成了一个沉默不语,小心翼翼,会察言观色,能独立生活的第一代移民小孩。


第六章. 和而不同

Copyright © 2007 Philip Guo

Official Chinese translation by Sam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