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Guo (Phil Guo, Philip J. Guo, Philip Jia Guo, pgbovine)

On the Move (Chinese) 第三章. 独处空屋

一眨眼,我到瑞士快五个月了。1989年8月,我该上幼儿园了(瑞士人把幼儿园叫学前班)。瑞士的教育法规定,每个小孩子上一年级以前都得上一年的学前班。由于瑞士居留的一些限制,我父母把我送到一个叫弗里堡的小城去上学。弗里堡处于法语区和德语区的交界处,离日内瓦大约有100公里,离瑞士首都伯尔尼很近,好像还不够20公里。于是我们在弗里堡郊外的一栋小楼里租了一层楼,这里离学校很近,走路五分钟就可以到。那栋三层的小楼每层有一个单元,我们住二楼;屋主是个单身汉,住在三楼,养了一条大狗,叫萨米;一楼住着一家葡萄牙人,有两个跟我年令相仿的小女孩。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跟邻居很少交往 。

我们很快就在新家安顿下来。尽管我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才在瑞士团聚,但我们还是没办法完全生活在一起。爸爸仍然要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日内瓦去经营公司的中餐馆,从周一清晨就要去上班,一直要工作到周六的半夜才能回家歇一下。我们只有星期天才能见上他一面,一家人过上一天的周末。因此,平时就只有妈妈和我在家。就像很多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成了家的妇女,打工养家是头等大事。我妈妈也一样,为了这个家,也得抛开个人的爱好和职业追求,也得出去打工。本来她的奋斗目标是要回中国当个教授,为人师表,走学术之路。但在现实生活面前,她不得不为了家庭团聚而来到瑞士,暂时压抑对自己事业的追求。我们当时收入不多,光靠爸爸的收入远不够开销,妈妈只能出去找工作。但是在弗里堡这个弹丸小城,根本没有她作为社会学博士发挥的余地,因为她不会说法文或德文。她到处碰壁,最终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国际船务公司当秘书。回过头看,对于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并得了最佳博士论文奖的风华正茂的准学者,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是多么地强烈。

开学后的整整九个月,妈妈每周五天都要边工作,边照顾我。而我每天都得自己走路去上学,爸爸要到周末的晚上才能从日内瓦赶回来,我们才有机会一家三口在一起聚聚。每天晚上,妈妈在一天劳累之后,还要陪着我,倾听我的喋喋不休的说话,耐心地解答我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一想到此,我对她的感恩之情就油然而起。尽管她对我关怀备至,无微不尽,她对我的难处和困境还是无能为力。我还是要每天上学,跟一帮和我长相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小洋孩在一起。

我父母之所以要送我上学前班,是因为我到了学龄,他们想让我尽早适应瑞士的校园生活。在我去上学以前,他们觉得有必要给我起个洋名字,因为他们知道瑞士人会很难念出我的中文名字“伽”(Jia)。有个法文名字,老师同学叫我就会容易多了。他们到处翻书,从字典到儿童书籍,最终在书里找到一只叫菲利浦(Philippe)的小熊,哈,他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因为在英文里也有发音相同,但拼写稍微不同的名字“Philip”。他们大学都是英语专业的,对语言特别敏感和认真讲究。他们费尽心思,最终很高兴地找到了这个在英法文中都发音相同的名字。当然,那时候他们也没料到,这个努力在一年之后我们移居美国,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方便。

那时的生活还挺有规律的。每天一大早,妈妈就准备好早点和午餐,帮我穿好衣服,伺候我吃早餐,然后检查一下我的书包,叮嘱几句,就匆匆赶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乘车到弗里堡城里上班。她走后不久,我自己也出门上学去。我先把门锁好,然后把门钥匙藏在门口的席子底下。上午放学后,我自己走回家。妈妈会在午饭时间坐公车赶回家为我做饭,然后又一阵风一样赶回公司上班,直到六点才回到家。我的学校每周隔天上半天课,隔天上全天课。下午没课的时候,我要独自在家呆上5、6个小时;下午有课的时候,我通常两点半放学回家,也要一个人在家呆上三个半小时。那时我才五岁多。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每天一个人长时间地呆在家里,没人跟我说话,没人跟我玩,更没人回答我满脑子的问题。更可怕的是,万一有个生人闯进来,没人能保护我。真是好孤独、好害怕啊!我每天下课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门锁上,还要插上保险杠。还好,那时我的个子比门锁高些,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门插紧。然后不时地跑过去查看一下,看门锁得牢不牢靠,还透过上的小孔看看外边有没有人。我不时还会在那儿瞎想,要是真的有人要强行撞开门,那准保会在我的额头上撞个大包包,重重地摔倒在那脏兮兮的地毯上,四脚巴叉,那太可怕了。一个五岁的小孩,我经常孤单单地在家呆半天,应该是很少有人经历过的,那种经历可是真够玄乎的。不过,我从未哭过,(我其实也爱哭的,比如跟爸爸下棋,输了我会哭的),也从不怪我的父母,更从来没有丝毫被抛弃或虐待的感觉,我很明白我父母的难处。这是我离开了中国大家庭的保护伞后第一次独特经历,这种独处空屋的经历说来是够吓人的,跟电影《小鬼当家》(Home Alone)的闹剧完全是两码事。

瑞士是一个很安静的国家,我们住的地方是城外一栋单独的小楼,四周是空空旷旷的一大片草坪,附近有个小公园,没有马路也没有车辆,也很少见到人影,偶尔才能听到几声猫叫、狗叫和鸟叫。一个小孩守在静悄悄的空房子里,更加显得时间过得特别缓慢。我不懂法语,不能跟邻居的小孩一起玩。我有时在想,万一要是真的有坏人来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出屋外,大声呼救。不过,一想到要跑到外面,那又会怎样呢?那就更可怕了。总之,胡思乱想,越想越可怕。只要有一点响动,我就赶紧找个角落缩成一团躲起来。我第一次真的感到孤单和恐惧,我才五岁,完全不懂安全的概念,也没有自我保护意识,要是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我从来就没这种感觉,我的那种安全感此时此地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真的有点像惊弓之鸟,老是担惊受怕,心里很不踏实。我有时很想强迫自己在下午睡个午觉,好让时间过得快些,但总是睡不着,老是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事会发生。

那时,爸爸在日内瓦工作,到了周末晚上才能回家。星期天经常驾车带我们到处出去玩一下。我刚到瑞士的时候,是爸爸陪着我度过了第一个月,现在我倒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了。他不知道他那可怜的宝贝儿子日复一日地独倚窗台,不停地伸长脖子,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小路,焦虑地等待着妈妈下班的感受。他更是怎么也想像不出,下午一过六点,儿子就蹲在门后,随时准备等着把门栓拉开迎接妈妈回家的那种可怜兮兮的表情。妈妈是我唯一每天能见到的亲人。她一早起来为我做早点,还利用中午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赶回来为我做饭。劳累一整天,晚上还要给我讲故事,回答我的无穷无尽的问题,满足我的好奇心。妈妈并非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她才貌出众,品学兼优,上进心强,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从来没带过孩子。她在我十个月的时候就离开我,只身到美国求学。如今,她一个人要身兼数职,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我,没有人能过帮她,真是够为难她的了。堂堂的一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留美博士,现在倒成了公司的小秘书,学非所用。每天还得匆匆忙忙地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晚上回到家还要做饭刷碗,打理家务事,给我讲故事,陪我玩游戏,直到把我哄上床睡觉,才能消停一下。那时,妈妈简直就是我的唯一的希望和救星。要是万一她有个不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我经常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确信她没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一放学就给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后来变成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再后来简直就是每隔十五分钟就要打一次。 一过两点半,她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一响,就知道准是我打来的。“喂,妈咪,你没事吧”?我总是战战兢兢地问。她总会用中文回答,“伽伽,我很好啊。妈咪要工作,很快就会下班回家了”。 其实,我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句话,为的是听到她的声音,吃个定心丸。有时她在忙别的事走开,没能接电话,我的心一下就绷紧了。不会出什么事吧?我心里马上就开始嘀咕,马上就会开始担心,万一晚上我在窗台边看不到她回家的身影,那我该怎么办啊?于是,过一阵之后,我会又给她去个电话,直到我听见她的声音为止。

那时候,我好像没有什么梦想。不像其他同龄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会成为消防队员,飞行员,医生或者老师。我也没想过要跟随父母的足迹,去做生意或者做学问。我只有一门心思,就是不要去想那些万一会出现的可怕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娱自乐。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没能把我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玩具带出来。家里有几套乐高(Lego)玩具模型,别的玩具不多,但各种各样的书籍很多,其中有几本地图册和一个地球仪。我突然对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下午,我靠着一张纸,一支笔,一本地图册,一个地球仪,打发了不少的时间。五颜六色的地图深深地吸引了我,每个国家一种颜色,互相独立,不会混杂,就像井井有序的拼图游戏,杂而不乱。看得多了,很多国家的颜色和形状深深地嵌进了脑子里。一天,我偶然地悟出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能把地球仪上的一个国家剪下来,摊开铺平,就是一幅完整的平面地图。哈,这可是个天大的发现。这个突发的奇想让我乐了好几天。不过,我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上去这么大,而在地球仪上变得不成比例的小。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由于用麦卡托投影法来制作平面地图时,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会产生失真变形所导导致。我喜欢地图,其实倒未必是我真的对地理有很大的兴趣,只是因为家里没什么其他好玩的东西罢了。那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更没有电脑和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东西。于是也只好与地图作伴了。我通常喜欢用一支铅笔来沿着不同国家的国界比比划划。然后开始试着徒手画出不同的国家和邻近的其他国家。还有,我慢慢地试着去记住国家的中英文名称,尽管我还不会念出来。没多久,我就记住了大部分国家的国名和首都和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形状。还有,在我的那本世界地图册的最后,有一幅详细的美国地图,50个州很详细地标示出来。奇了怪了,为什么美国会这么特殊呢?它可要比苏联和加拿大要小多了。再有,美国许多州的边界线像刀切一样地工整,有些则犬牙交错,参差不齐。于是,我又对美国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线条、形状和颜色的记忆力很强,所以我能够清晰地记住了每个州的准确方位和地理形状以及与之相邻的几个州的州名和地理细节。我还记住了50个州的州名和首府。当然,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大半年后我真的会搬到美国其中的一个形状怪异的州去定居,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一天晚上,妈妈的老板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叫约翰,是个美国人,人到中年,成熟而自信。约翰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妈咪曾告诉过我,你对地图很有兴趣,还特别喜欢美国地图。那太好了,让我来考考你”。他随手拿来一张纸,徒手画了一幅美国地图的形状。他指着手画的草图问我,美国最大的州在那个位置上。我那时还听不懂英文,妈妈用广州话帮着我翻译。我那时还不会用英语回答,“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州”。于是我提笔在那草地上画出了德州的位置和形状。他很满意地点点头,表扬了我。接着,他又出了一道难些的题。“你知道有哪几个州跟德州接壤吗”?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详细的美国地图。眼珠一转,得意的回答说,“有四个州”。妈妈给约翰翻译了,他很友好地笑了笑,“你真聪明,差一点点你就全对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三个。喏,奥克拉荷马州在北面,新墨西哥州在西面,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在东面,对吧?”“不对!”我通过爸爸告诉他,其实还有第四个州紧贴在德州的东北角上,那就是阿肯色州。约翰似乎有些不太相信,他曾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住过多年。但我父母很委婉地跟他说,“这孩子记性很好,也许他会是对的?要么我们拿地图出来查一下”?约翰很自信,觉得他是对的。他自己没小孩,当然也不懂得要让我。他便从书房里找出一本很大的精装美国地图册。果不其然,阿肯色州就贴在德州的东北角上。 当然,只贴着一点点。他笑了。我也很有礼貌愉快地笑了。

在瑞士,我发现这里的小孩大多不会看时间,连很多小学生都不会看有长短时针的钟,真有点笨笨的。我还不到四岁的时候,奶奶就教会我怎样看钟看时间。会看钟的本事既帮了我,又害苦了我。我很清楚地知道,每天下午,只要墙上的钟12和6连成一条直线,那就是六点钟,妈妈就该到家了。从5点45分开始,我就打开窗户,倚靠在窗台边,对着西下的夕阳,远望着通向公共汽车站的小路。窗外是片很大的空地,平时很少行人和车辆往来,虽然附近有个小公园,可我从来也不敢一个人走出去玩。我的活动空间就是这个小小的家。每到这个时分,我就放下地图和纸笔,开始坐立不安,伸长脖子看着窗外,竖起耳朵去听妈妈坐的那班公车停站的刹车声,直到看见妈妈的身影从小路的尽头出现。这十来分钟,充满了无尽的期待和焦虑。随着时针越来越接近直线,我的心也跟着加速跳动。啊,妈妈出现了。我那悬着的心就立即安定了下来。有时汽车稍微耽搁一下,过了6点钟我还听不到刹车声,我的心就会扑通地跳,像要跳了出来似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一下子充满了“万一、万一、万一”之类的说不清的焦虑。这种不安一直要到见到妈妈的身影才完全平息。整整九个月,我的周日下午就是在这种忐忑不安的盼望中度过。我父母当然也知道我独自在家的害怕和焦虑,也不希望这样做,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很严重的错误。但他们也没别的办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生存,要奋斗,要闯出一条路来,他们也真不容易啊!他们希望我能够在逆境中磨练和成长,能够独立地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在西方,很多青少年直到上了大学,或是大学毕业了,还在冥思苦索,要去寻找“自我”,追求自己的“梦想”。在精神层面上,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怎样实现自我。我妈有个博士生都快四十了,有一天突然退学,不念了,据说是要全心全意地去寻找自我。天啊!我五岁的时候就找到自我了!我知道害怕,知道痛苦,知道怎样安慰自己,知道怎样自娱自乐,还学会了怎样面对无奈。当然,我还知道只要我和父母在一起,我就踏实,就开心,就能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说话,向他们提问题。这些,都发生在我只有五岁的时候。回过头看,我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找到了回答古希腊哲学家“认识自我”的答案。

有时候,很深奥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地从很简单的生活中找到答案的。


第四章. 幼儿园

Copyright © 2007 Philip Guo

Official Chinese translation by Sam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