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Guo (Phil Guo, Philip J. Guo, Philip Jia Guo, pgbovine)

On the Move (Chinese) 第一章. 小皇帝

小时候,妈妈常逗我,说我是从广州东山街头的垃圾箱里捡回来的。她说,有一天她一大早在街上晨运,突然发现街头拐角处的垃圾箱里有个小婴孩,于是她就把我给捡回家了。只要我一调皮捣蛋,她就会开玩笑地说要把我扔回到附近的垃圾箱,让别的想要孩子的妈妈把我给重新捡回去。事实上,我当然不是在垃圾箱里给捡到的。不过,她倒真的是在垃圾箱旁边的布告栏上看到政府公布的当年计划生育指标名单,知道她有准生名额。那时街道政府管计划生育,每年都有一定的新生儿指标,发放一定数量的准生证,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照规定,已婚夫妇一定要拿到准生证才可以生小孩,没有准生证是不能合法地生小孩的。所以我父母在准备结婚时,就要向所住的街道居委会申请准生证。准生证一年有效,过期作废。生不出孩子,概不负责。如果还想要再努力,那第二年又要重新申请新的准生证。我父母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区,街道办事处的布告栏就在街道拐角处停放垃圾箱的地方。那时家家户户都要每天下午按时出来倒垃圾,所以在街道的大垃圾箱旁边放个布告栏是很有道理的事儿。而获准生育的夫妇名单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显眼的地方公布。街道居委会有意在大庭广众中公布准生夫妇的名单,好让街坊邻里知道哪户可以生小孩,以利互相监督。如果发现榜上无名而肚子大了的妇女,大家有义务要向政府举报。

一天傍晚,我妈去倒垃圾,在布告栏中看到了她和爸爸的名字,很高兴。他们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有准生证可以生孩子了。如果我父母不努力造人,在准生证的有效期内怀上我,他们就得再重新申请。准生证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可不是随时都会有的。如果运气不好,有些结了婚的夫妇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拿到准生证。所以将要结婚的夫妇往往要提前申请准生证。那年头,准生证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要是我妈真的是在垃圾箱里捡到我,办理收养手续可能会比申请准生证更容易些。不过,这样的话,她当然就不能再申请准生证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中国政府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一孩政策”,在城市中用准生证的方式来控制和减慢人口的增长速度。如果谁违反了政策,除了不能有户口,轻则罚款,重则降职或开除公职。这种方式的确很奏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人口增长的速度得到有效的控制,据说少生了四亿多人口。不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男轻女,这种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过于轻易地堕胎,抛弃女婴等等的恶习。有些家庭为了要追到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不惜抛弃甚至扼杀女婴。结果导致男女比例的失调。据统计,在2000年,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7比100。另外一个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小皇帝综合症”,尤其是许多跟我同辈的孩子,特别是男孩,他们没有兄弟姊妹,在家成了家中央和小皇帝,集全部宠爱于一身,娇生惯养,自高自大,不少都给家人给惯坏了。

在妈妈怀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生个男孩或是女孩。那时候为了防止有人不要女婴,政府规定不准用超声波来探测婴儿的性别。家里的大人和亲戚都觉得我会是个女孩。但我妈有种预感,我一定是个男孩。我晚了八天才出世,我妈还在医院折腾了一天多,差点没要开刀,才把我给生下来。真是好事多磨啊!1983年10月30日深夜11点50分,我终于探出了头,一头黑发,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不会哭。助产的护士使劲地掐了一下屁股,我才哇哇大哭起来。“是个男孩”,护士很高兴地告诉我妈。于是,我正式成为郭家和周家的第一个男孩。我还未满11 个月,妈妈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研究生去了。一年多以后,爸爸也被外派工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在瑞士做生意。他们告诉过我说他们会经常回来看我,带我去玩,还照了不少相,不过我那时对他们一点印象也没有。直到我已经5岁了,我才依稀记得跟他们在瑞士团聚和重新在一起的那段生活。

几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那个时候司空见惯。我是个很特别的例外,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大都不在身边。只有我奶奶(爷爷在我一岁时去世)、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戚把我拉扯到5岁。在这一章中,我说的家人,实际上是指包括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和小姨等亲戚在内的大家庭。那时我跟父母天各一方,三人三国,还没有形成只有父母和我的“核心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其实就是指大家庭,所以汉语中有关家庭成员的词汇特别细致,特别丰富。比如,我姑姑指的是我爸的妹妹,我小姨指的是我妈的妹妹,我婶婶指的是我爸的弟弟的妻子,我舅母指的是我妈的弟弟的妻子。这比英语中的aunt可要精确多了。英语中的aunt可以是指父母的兄弟的配偶、或是父母的姊妹等等,胡子眉毛一把抓,含含糊糊的。汉语中对父亲或是母亲方面的亲戚都有具体不同的称谓。例如,英文中只有一个字叫cousin,是笼统地指表亲。而中文里不仅有表姐、表妹、表哥和表弟之分,还有堂姐、堂妹、堂哥和堂弟之分,还要分姑表和姨表。对同辈或不同辈份的亲戚,也各有不同的准确的称谓,正所谓七大姑、八大姨,数也数不清。连我父母有时都要掐着指头算半天,才能理清各种亲戚关系。

我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中长大。 一个是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妈的故乡,中山。另一个是我爸土生土长的城市,广州。这两个地方相隔不远,现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不过那时没有桥,要过四条河,坐四次渡轮,要花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夏天我大多在中山过。中山从前是个县城,现在已经是个相当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了。我妈小的时候,中山是个小城镇,周围都是农田。我出生的时候,中山开始转型。我外公当时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中山建筑行业的大哥大,为八十年代中山的城市改造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是中山的“老地头”,跟市里的各级领导很熟,和很多有名的外商也很熟,跟部下的关系也很密切。他的人缘特别好,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乐于助人。我外公当时在中山可出名了。由于我外公在当地很有影响,中山很多人都认识我妈的家人,我妈家的各种关系也就特别的多。我们去餐馆,经常会碰到不少熟人。我们会上小包房里吃饭,出门也有车在门外等候。这要在美国可真不得了,只有大富豪才有这种待遇。当然,我外公当时并没有像美国富豪那样风光,随便滥用这种特权。事实上,虽然我外公为中山的城市建设出了不少力,可我们家一直都住在很普通的街区。如果在像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以我外公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早已发家致富了。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几乎没有几个有钱人。政府或集体拥有全部的工厂和商店,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根本没有私人企业的概念,更不用说发家致富了。大部分的城市居民,无论干什么工作,大都住在简陋的单位分配的楼房里。不过,大家基本都吃得饱穿得暖,社会治安很好,小孩子在街上到处玩耍,开心得很。我外公的家里有自己的浴室,厨房,还有冰箱彩电,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不错的了。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像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之类的民主理想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没人响应。从1966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动员广大群众,对传统文化、学术权威和上级领导造反,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结果造成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他还鼓励青少年学生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到各类牛鬼蛇神。年青学生们于是开始抄家,还动手打老师,打当权派,打黑帮分子,还互相打。很多人被公开羞辱,带高帽游街示众,还有人给绑在树上吊死。我爸就曾经看见过在广州街头上横躺路边的尸体。那时大家显得革命热情高涨,人人高喊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很多人心里很是害怕。毛在1976年去世,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于是中国人民要求重新回到和平安稳的生活当中。

在中山我外祖父母的家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中,不但是因为我是长孙,从小到大,我还郭家和周家唯一的男孙。所以我就像个集全部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帝。大家都宠着我,时时处处都会满足我的各种要求,不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加上我父母不在身边管着,我就更加得意忘形了。我总是有很多时髦的衣服,种类繁多的玩具,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亲戚经常开车带我到公园和游乐园玩,全家上下都围着我转,大家都在尽情地满足我的要求和愿望。由于中国的一孩政策,我们这一辈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大多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我的几个表妹就像成了我的妹妹,我经常跟她们一起玩。我是老大,自然也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大哥。不少孩子喜欢恶作剧,有些喜欢咬人,有些喜欢尖叫,不知咋的,我却喜欢推倒表妹。我还隐约记得,大约在我二、三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推倒我的刚学会走路的表妹。一看到她,我就会快步上前,一掌把她推倒,看到她摔倒后咧嘴大哭的样子,我就马上跑开,偷偷直乐。这可不是轻轻地推她一下,我真的是很使坏地去故意让她摔倒摔疼的。那时没有地毯或床垫之类的保护层,地板是冰凉坚硬的磁砖地,头碰上去可是够生疼的。每当我干这等坏事的时候,表妹摔得啕嚎大哭,我舅舅和舅母就会赶紧跑过来分开我们,于是我就得意地扬长而去,到一旁偷笑去了。后来家里人告诉我,这种恶作剧不是发生一次半次,而是经常发生。而我总是在袒护中全身而退,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惩罚。回想起来,要是我父母在身边,我肯定受严惩;要是我已为人父,我肯定也会狠狠地教训这个坏孩子,让他不能做这等的坏事。我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正是因为我父母都不在,大家都把我当成小少爷、小皇帝,迁就我的顽皮和任性。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回到了广州,住在我奶奶家。广州是个大城市,奶奶家可没有中山外公家那么便利条件。我在广州的生活就跟普通大众没有两样,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失去了在中山时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我的姑姑和姑父、叔叔和婶婶都很忙,没有时间来娇惯我。我跟奶奶、爷爷还有一个专门从乡下来广州照看我的亲戚(我叫她“四伯婆”)住一起。奶奶、爷爷的家是一套装修很简单的套房,这个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他是在我亲爷爷去世后才跟我奶奶成家的。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在美国,广东话和广东菜都很出名,其实广州就是发源地。广东话跟普通话或其他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就像法语跟西班牙语的差别一般。我们家人都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但他们之间却大多用广东话来交谈。跟后起的中山市不一样,广州是个大都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多所出名的大学。我父母是在中山大学念书时认识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期,大部分的大学都关闭停学了。直到毛去世后,1977年才正式恢复高考制度,凭考分入学,恢复正规的大学教育。跟美国的教育制度不一样,中国的大学是凭着每年一次全国统考而决定入学资格的,这叫做高考。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们夜以继日地啃课本,背公式,不厌其烦地做大量的练习,吭哧吭哧地做模拟考题。总之,所谓“一考定终身”,为考个高分,什么都可以豁出去了。1977年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整整十年的年轻人都堆积在一起,摩拳擦掌,要拼命力争高校有限的一席之地。那一年,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高考,全挤在一堆争27万个学位,录取率只有4.7%(注:2006年的录取率为58%)。竞争之惨烈,之悲壮,难以名状。我父母有幸成为佼佼者,名列前茅,被名校中山大学录取,双双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称之为“七七届”。

实际上,广州是我的正规教育的起点。两岁半的时候,我进了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那时带我的伯婆(我妈的亲伯娘)是中山张家边人,说一口乡音很重的中山方言。因此我也就跟着学会了满口的乡下土话。刚到广州,我发现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都说广州话,跟我说的话不太一样。第一天上学,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用乡下话答,呃系郭伽。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她接着又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呃系从中山“噜嘞”来嘎。她差点没笑得背过气去。后来老师跟奶奶说,她真的没料到一个唇红齿白、大眼睛的城里小男孩,嘴里蹦出来的竟是土得掉渣的乡下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反差也忒大了。

中国的幼儿园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绝不是放羊的地方,一点也不含糊。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很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幼儿园教的东西简单得离谱,要么是教小朋友怎样把同颜色的小积木放进对应同颜色的小洞洞里面,要么是让小朋友胡乱写写画画,要么让小朋友打打瞌睡混到下午。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真的要正里巴经地上课,大家排排坐,面向老师,学简单的算术和语文。我也开始学习怎样和其他的小朋友交往。这个幼儿园虽然是广州最好的幼儿园之一,但这种早期教育的模式在中国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两、三岁开始,家长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家。幼儿园也有全托,小孩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挺喜欢在幼儿园学新的东西,不过我更喜欢在家学。我最喜欢的家庭教师是我奶奶和继祖父。我奶奶人很和善,对我很好。她总是想方设法要让我过得愉快。同时,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她喜欢教我认字。她给我买了很多看图识字卡片,一面有图画,另一面是汉字。她看着图画教我认字,很快我就认识了不少的汉字。每到星期六,我总要搬个小凳子让她坐,缠着她考我认识多少个新字。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想要迁就我,拿出图画的一面来考我,像汽车,火车,苹果,桌子等等。我通常会很自信地说,“我认识这些字,考我字的那一面,不要用图画的那一面”。有一次我爸爸从瑞士回来,我又要他考我。他也是应付式地翻开图画的一面考我,我说,别给我看图画,我认得这些字。于是,他随手翻了几个字给我,我不加思索地念了出来。他的眼睛都大了。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上街时大声地读出路牌的街名,引起不少人的侧目。有时我和奶奶坐公共汽车,我也爱大声地读看到的站名和街名。车上的乘客往往很惊奇地看到这个不足三岁的小不点,圆圆的脸蛋红扑扑,大眼睛扑闪扑闪,满脸充满好奇,嗓门又尖又大,起劲地念着一路所看到的店名、路名和站名,还居然大部分都念对了。遇到有些字我不认得,我就尖声尖气地问,奶奶,这个字怎样念啊?车上的人常常向我们投来惊奇的目光。在我五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已经能看简单的中文儿童读物了,如儿童版的《西游记》等。

我的另一位启蒙老师是我的继祖父。他在我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搬进奶奶家。那时我爷爷去世了,后来我奶奶就跟他成了家。奶奶跟继爷爷成亲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帮助照顾我。继爷爷的工作单位离我的幼儿园比较近,可以每天到幼儿园接送我。在那时的中国,婚姻是一件很现实的事,要能互相帮上忙才行。我的继爷爷对我的影响最深的是教我算术,从两岁一直教到我五岁。他和奶奶给我买了很多的花花绿绿的算术书,教我做算术练习。我不知道其他同龄的小孩是不是也喜欢学算术,我可是对加减乘除有特殊的兴趣。三岁的时候,我就能熟背乘法九因歌,能轻而易举地心算出一位乘以几位数的乘法题。比如,我算23 X 3的时候,我会相当快的得出三三得九,二三得六而等于69的答案。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继爷爷怎样教我难度更大的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算法。那道题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是22 X 22。当时我看着这道题,想了一下,说等于44。我心想2 X 2 等于4,另一个2 X 2也是4,所以答案应该就是44。 他看着我的答案,没说我错了,而是很开心地笑了笑说,让我来教你新的算法。他很耐心地用我已经学过的方法,怎样把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题目分解为如下:(22 X 2)+ (22 X 20)。于是我很快便明白了怎样去解答这一类的乘法题。他经常用很显浅易懂的方法来教我,正面引导,经常鼓励,增强我的自信心,从来不会因为我算错了题而责怪我,使我从小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我四岁的时候,我已经能熟练地做加减法算题以及三位数的乘法题和有余数的除法题了。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继爷爷是我的最早的启蒙老师之一,但很可惜,我对他的记忆并不很多。后来他随子女移居澳大利亚。再后来,我奶奶便跟他分手了。

五岁以前,我有两个家,平时住广州奶奶家,在那上幼儿园。暑期住中山外公家,在那里过暑假。我的家不算富,不过也不算穷。跟当时成千上万在穷乡僻壤中勉强维生的大众相比,我还算是很幸运的,能住在城市,不愁吃穿,有冰箱彩视,还能上很好的幼儿园。我两边的家都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和爱护,尽管父母不在身边,在众多亲戚的簇拥之中,我从未感到过孤独。不过,虽然我是家中央、小皇帝,我的内心还是有些谦卑和害羞的。一离开了家的范围和亲戚的保护伞,我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从来不愿出头露面,从不跟人争吵打架,也很少到外面跟邻居的孩子玩。我很清楚,一到外面,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毛孩。虽然我对中山和广州以外的世界知道得很少,但我从来都没太多的害怕和担心,我很相信我的家人会随时随地出来帮助我、保护我,直到我长大成人。

在汉语中,中国的名字意思是“中央之国”。古时候的中国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我五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家世界的中心,家里的亲人围绕着我这个小皇帝而转。可以想象,如果我一直在中国长大,我的将来注定会前程无量,我将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将会考上名牌大学,然后会在国家级的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或者像我外公一样,会成为一个好官,主管一个大城市的建设,或者会自己当老板,干大买卖、做大生意。以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济背景,这些想法都是顺理成章的。1988年10月30日,我在中国过了我五岁的生日。当时家人云集,热热闹闹,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在中国的家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也没有人告诉我,五个月之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家,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开始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章. 瑞士团聚

Copyright © 2007 Philip Guo

Official Chinese translation by Sam Guo